砂中瀝金：李安成
台北 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四月十九日至五月十九日
台北藝術家五月登刊（＃324）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教授
徐小虎著
劉智遠譯
誕生於此一溫暖、潮濕而灰濁土壤中的台灣之子李安成
揮灑其筆墨，以奇幻的魔法譜出了獨奏、二重奏、四重奏與交響曲
將純粹的台灣經驗帶向最高峰
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已經很難在台灣找到一個願意秉持古老的水墨畫傳統、使用傳統的筆、墨、紙與少許的青綠渲染來作為表現自我唯一方式的年輕人。想要找到一個作品中沒有絲毫模仿過去範本痕跡的水墨畫家，更是難上加難。而想要找到一個具有原創性、而其作品又能真正稱為藝術的水墨畫家，更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如果真有這麼一個人存在，那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這個奇蹟就發生在一位四十四歲的年輕人身上，不過他在藝術創作上的經驗、他投身在自己的藝術工作上的時數幾乎已可與六、七十歲的藝術家相等，因為據說這個年輕人一星期用的紙比大多數的畫家一年所用的紙還多（他買許多不同種類的紙時，得用卡車運到他的住處）。
在台灣土生土長的他，從十歲出頭就開始過著蠻孤獨的生活，獨自沉迷於中國的文學與繪畫之中。最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他畫畫的目的並不在於名、利的汲汲追求，而是為了要持續創造出更多的作品來達到自己對品質與表現內涵與不斷生出的新要求。這樣的現象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很罕見的，對台灣來說則更是極為特異！在這個島上進行了十七年的教學與研究後，我終於在這裡找到了一個充滿生命力、擁有真正原創性與完全投入於藝術中的創造性心靈。這樣的特異現象讓人彷彿回到了文化更為繁榮的時代與地方，並感覺到如巴哈或貝多芬在年輕時代所擁有的那種巨人般的心靈，而這樣的靈魂能在其故鄉台灣那種日趨下流的氣候中屹立不搖，毋寧是一個奇蹟，也的確值得大肆慶祝一番。
自政府遷台後，台灣的文化發展一直充斥著紛擾的雜音與爭論，充斥著政治性的運作與商業性的操縱，對於真正的美或持久價值的創造事實上毫無建樹。由這塊土壤中生長出來而確實是真誠、動人或值得紀念的東西，是如此少的可憐。
回顧這讓人感到沮喪的半個世紀，雖然台灣人文明有史以來從享受著從未有過的繁榮時光與安全生活，但他們卻在文化與智慧上為其譜上了最黑暗的一頁：貧瘠、浮誇、不穩定與貪婪。而這整整一個世紀來（包括中國大陸與光復後的台灣），一大串短視且自以為是的小團體以為可以幫助華人變得現代化和具有競爭力，卻在藝術、教育或文化上不斷進行著路線之爭。死硬派堅持要繼續抄襲他們老師曾經抄過的東西，改革派則堅持要抄襲當時西方正在做的東西，教育體系卻認為自己已經成功移植了美國的先進模式。但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文團體曾注意到：在藝術裡完全缺少了創造力與活潑的原創性，在智性的追求上完全沒有自我反省與理性思辨，中華文化就因此從十九世紀開始日漸衰頹，直到目前仍未停止地繼續腐爛、墮落下去。而他們天真的以為：只要亦步亦驅地照著西方的文化模式走（而模式其實就只是外表、形式與皮毛而已），就能將中國瞬間轉變成現代化的國家，而從環伺的列強手中取得平等的地位。
而近來台灣的藝術經理人一直在推動的是美國藝術的三手仿冒品（跟在日本人所做過的第二手改造之後），希望台灣藝術家能藉此取得威尼斯雙年展的邀約。最最可悲的是，在台灣的「藝術精英」中太常有這樣一種信念－一個台灣藝術家的最高成就，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在義大利獲得代理，或被紐約的現代藝術館(MOMA)搜購。對中國自身文化傳承的無知已經成了兩岸中國人普遍而嚴重的精神疾病，藝術經理人在不認識具有百倍能量與質量的自身中華遺產下，一味嚮往著西方文化和藝術的外表模式。他們甚至染了髮、隆了胸、割了雙眼皮，由衷地相信一張偽造出來的西方臉蛋是比一張真實的中國面孔更美。有多少我們的藝術經理人記得在他們崇拜的西方，最早的藝術史家義大利的瓦沙里（Vasari）在 1550年寫他的＜藝術家傳＞（Le Vite de’i piu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uri et architettori）之前的八百年，中國唐代的張彥遠就已完成了同樣主題的巨著－＜歷代名畫記＞？
在六十歲以下的族群中，除了屈指可數的幾位真正藝術家的作品外，從繪畫到觀念藝術，我幾乎看不到任何真的能令人感到興奮、充滿美（這些日子以來，這個字在「現代」藝術家之間幾乎成了一個髒字）或值得紀念的東西。大多數的「藝術」－不論是畫的、刻的、裝置的、機械驅動的或他種裝置的－都已變成是心智計算、企劃與設計的產物－製作藝術的活動已不是一種創造的過程，而是一種執行設計的流程。當然，這樣的「勞動」與做一張椅子或做一個蛋糕並沒有兩樣，而「藝術品」實際上也只是將一份食譜或一張藍圖做小心的執行而已。如此被動的生產中通常缺少了能夠激發天才的「火花」，來使其得以創作出偉大的作品。
真正（和持久）的藝術是能夠在經驗上給人直接衝擊的藝術，它使觀者驚嘆與欽慕，彷彿他們突然感覺到與自身之內的神性互相碰觸。當面對著偉大作品，無論是建築、雕塑、繪畫或音樂，我們的精神都會獲得提升，這就是何以藝術能獨立於所有其他科學與學問之外，成為人類成就中的一個特殊項目。因為偉大的藝術作品（視覺的或表演的）是對靈感直接經驗的結果，而這樣的經驗都會或多或少地在生理與心理上傳遞給觀者或聽者－確實超越了「藝術」本身。一件偉大的作品之所以感人和難忘，就是因為對它的體驗使我們產生了轉化與精神上的提升。
然而當靈感的火花已經熄滅，藝術工作就成了苦勞，成為對一種設計的被動式生產，成為在既定輪廓內的填空－當觀者面對著一個精神上的真空，他的目光自然地立刻會開始移往他處。台灣過去幾十年來極少目睹真正的天才，因此對由直接行動、直接傳遞到直接體驗而來的、不受約束、隨意衝刺的藝術創力那種新鮮微風是完全感到陌生的。
更糟的是，在那些假現代、當代或觀念藝術之名所辦的所有令人昏昏欲睡的、模仿的與浪費的展覽之後，總還會產下一些無用的渣滓－一些同樣無聊、沉悶並令人無法理解的評論文章，就像那些虛假的藝術一樣，頂著當代藝術評論的帽子，而套上一些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西方藝術概念－原本是針對那些為了重現西方往日時光而由西方心靈所孕育出來的藝術作品，所做的當時之藝術評論－來為這些三流的現代台灣藝術品進行「加持」。荒唐的是，這批虛假、浮誇而無知的東西全都會被同樣無知與無品味的刊物刊載出來。
現在台灣的群眾們都搔著頭：「這種藝術到底在搞什麼？我一點也不懂。更慘的是，我連這篇用來解釋它的長篇大論也一樣看不懂。」他們不敢承認他們讀的東西是關於無聊展覽（操弄著當代無知、無學養的藝術市場與當代無知、無學養的藝術掌權派）的無用文章，因為怕被別人認為是「落伍」的；因他們相信自己應該（假裝他們）「懂當代藝術」，所以強忍著讓這些糟糕透頂的展覽與有關它們的反啟蒙性的「評論」來搾乾自己的心神。記得在那整個心智上全是侏儒的小人國中，只有一個人喊出了：「看啊！國王根本沒有穿衣服呀！」而這唯一的一個人是個小孩，一個還未受到長輩們的偽善與浮誇所污染的純潔靈魂。
當多年前台灣的藝術家宣稱傳統的水墨媒材早已死亡時，我就寫道：不是筆、墨或紙，而是藝術家本人的創造力萎縮了─即他們的自我文化認同已死了。我舉了王季遷、余承堯、陳其寬、劉國松和何懷碩幾位極卓越的大師為例子，他們每個人都以這些中國的落伍工具創作了傑出而令人難忘的作品。然而，在今日的台灣藝術想要囫圇吞棗地以二、三手的模仿來使自己顯得國際化，亦即西方化的同時，出現了一位如此不凡的年輕畫家，完全以這些「毫無現代魅力」的傳統工具來作畫，還真是一項奇觀。李安成有極活潑的創造精神，透過這種精神，他賦予了這些被判了死刑的水墨畫傳統從未夢見過的高度原創性與令人暈眩的驚人美麗，這在今日的台灣顯得完全難以令人置信，有如我們在一座骯髒的灰土堆中找出了一塊精純的黃金。對於當代台灣藝術來說，藝術家李安成就像那個唯一看到國王赤身裸體的小孩，一個獨特的「反例」。
歷史博物館的李安成作品展對這座博物館現在的行政團隊而言，可說是一項重大成就，因為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它曾拒絕了余承堯作品的展出，據說是因為評審委員們認為這位二十世紀的中國書、畫大師的筆墨不屬於正統派。在此我們必須對黃光男館長致上敬意，因為他能一眼就看出這位年輕畫家身上潛藏著成為大師的質素－即使他的筆墨、甚至構圖中都帶有著這種「非正統」的本質。
李先生畫的最大特徵就是找不到先例，我們看不到以前有任何東西像它一樣，它歌聲是發自於心中。這些畫不論大小，幾乎每一件都能把藝術家的能量與創造靈感直接傳遞到作品中，而令人更驚訝的是還直接從作品傳給了觀者。不像傳統的中國畫，它們沒有任何需要遵循的輪廓線，沒有任何需要填滿的形式，沒有任何需要再現的自然物體；相反地，浸在不同種類墨水中的筆蓄積了如此狂暴的能量與微妙、敏感、精緻的筆觸，一旦釋放於紙上，就會自己決定其行止；此過程是直接從一瞬間跳到下一瞬間，沒有透過預先構思，沒有依賴「成竹在胸」。畫家與紙、筆、墨發生了肌膚之親－只有在這樣的創作行動中，他才有活著的感覺，此中沒有絲毫的餘地可以容得下像計畫、設計、輪廓、或草稿等可辨認形狀的外在東西－這些是會在某種程度上強迫藝術家必須去「遵循」或「執行」計畫或設計的元素，因為在執行或實現一個設計時，創造之際的火花早已冷卻。李先生的筆與墨心無旁騖地舞動在熾熱之中，當它們自身中的每一個墨跡、筆觸誕生出來時，自然地有如管絃樂演奏中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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